近年来，全国各地持续探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不少地方将乱闯红灯、饲养烈性犬、频繁离职等行为纳入失信行为。社会信用的合理性也持续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它有利于建设更文明有序的社会，反对者则质疑：信用是万能的吗？

连续三年，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罗卫红关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提出相关议案。今年两会期间，针对社会信用的争议问题，南都记者与罗卫红展开了对话。

全国人大代表罗卫红。受访者供图

谈信用泛化：记入失信行为需审慎适度

南都：目前社会信用立法呈现地方先行的特点，引发了不少争议，比如有地方将闯红灯、饲养烈性犬等行为纳入失信行为中，被质疑信用行为边界扩大化。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罗卫红：其实一方面证明大家重视信用，如果一个人的失信程度很大，威胁到了别人的生命安全，比如食品安全问题，这就涉及违法问题了。如果是小的失信行为，比如闯红灯，这就是违反了公共安全。所以说自由没有绝对的，如果有法律法规规定，即便是小事我们也应该遵守。

另一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信用滥用、信用行为边界扩大化的现象。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从法律层面上规定，哪些特别严重的失信行为可以记入黑名单，统一认定失信行为的标准和程序，不要把芝麻大点的小事动不动就信用泛化。我觉得一般的失信行为也可以有些差异，但是也要审慎适度。

另外，“修复权”也很重要，如果将无意中犯的小错误记入黑名单，也要允许被记入黑名单的人去纠正错误，有信用修复的途径。

南都：除了某一行业的信用评分，如果对一个人方方面面的信用进行评价与奖惩，形成一个人的“信用画像”。你觉得它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怎么样？

罗卫红：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目前已经在尝试了。比如说，我们浙江一些地方也在探索创设时间银行，根据志愿者服务时间来决定增加多少信用积分。等你老了，也可以主动地拿积分去换别人为你服务。如果这个人没有钱看病，信用分高的人就可以先看病后付钱，这就叫“舒心就医”。

现在杭州也在向这方面尝试，比如，“钱江分”是通过一个人信用上的综合表现来进行加减，蚂蚁信用的“芝麻分”则是表明一个人的借贷能力。我觉得可以再往前走一步，比如说将蚂蚁信用的“芝麻分”和“钱江分”统筹起来，把一个人的购买行为、付款行为、文明行为都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的信用评价。但这种整体信用评价太复杂，而且也有很多特殊情况，所以目前只能是一个鼓励探索的阶段。

谈地方信用平台：存在“各自为政”的问题

南都：今年你带来哪些社会信用体系相关建议？

罗卫红：今年我带来的建议之一是推广运用区块链技术进一步提升“信用长三角”建设水平。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相比，长三角信用建设显得相对滞后。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去信任、防篡改、可追溯、非对称加密等特点，尤其是在跨区域协同和数据共享方面与“信用长三角”建设需求不谋而合，对于破解这些问题和挑战有着积极意义。

信用信息是多维度的，广泛分布在各部门行业中，行政区域则存在更多的体制壁垒，长三角三省一市数据的目录、格式、口径、接口都不相同，信用标准体系、信用评级结果、信用管理制度难以统一，各地的信用服务平台大多仍是“各自为政”的状态，目前除金融信用信息由央行主导统一搜集整合外，其他如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都较为分散，没有形成有效整合。

南都：造成地方信用平台“各自为政”的原因是什么？

罗卫红：除了金融信用体系有统一的征信平台，其他的很多信用服务平台都是“各自为政”的状态，主要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标准和平台，各个省信用管理办法都不太一样。

南都：未来有可能从“各自为政”转化为全国信用建设一体化吗？

罗卫红：我觉得信用是一个社会能够健康、持续、高质量运行的基石。无论是社会交往，还是经济往来，没有信用，很多东西就会泛滥无序。前期各自探索也许是好的，到后面还是要有一些统一的法规标准去推动。

相对于不分领域的全国统一信用平台，我认为分领域的平台还是可行的。比如：司法系统、食品安全系统。食品安全领域的监管对象是食品加工、餐饮等行业，银行征信监管的是银行金融机构。因为不同领域差距太大了，如果是跨行业的平台机构不太好操作。

南都：去年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实施的最后一年，你觉得未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罗卫红：我认为这几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还是有效果的，接下来还是要朝系统化、法治化、标准化这三个方向推进。特别是利用一些新技术，比如我今年建议的利用区块链技术打造信用长三角。如果做了什么事都可以被区块链记下来，大家是赖不了账的。而且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点，也有利于打造信用平台。

南都：目前国家出台社会信用立法的条件是否成熟？

罗卫红：在我看来，随着地方政府开始探索，以及社会需要更有序、快速、和谐地发展，社会信用立法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信用法立法的法律体系大、内容繁杂，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另外，法律出台之后，操作层面上执法容不容易，这些都是要考量的因素。让我欣喜的是，我和许多代表去年提的建议全国人大制定《社会信用法》的议案，已被列入下一步的立法规划，盼望能早日出台这部法律。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