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数字货币的方式数不胜数，在设计时作出的选择将会对使用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国会应该认真考虑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款数字货币，核心目标应该又是什么。这仅仅是为了提高支付效率，还是我们希望数字货币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金融体系？
在国内动荡局面以及 COVID-19 疫情封锁的压力下，美国经济体系中长期存在的裂痕已被撕成鸿沟，影响到从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到食品生产、金融服务的方方面面。一条条鸿沟的累积更使美国贫富家庭间本已巨大的财富与机遇差距进一步恶化，而这种差距往往是以种族为界限的。据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所说，过去 50 年里美国的中产阶级一直在减少，已不再是社会的大多数。
高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扩大。从 1983 年至今，美国高收入家庭的总财富占比从 60% 增长到了 79% ，而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比重从 32% 下降到 17% ，低收入家庭则从 7% 下降到了 4% 。近一半的美国人都是“月光族”。
美联储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平均每五名美国工人就有一名在三月份失业，其中有 40% 是来自年收入小于 4 万美元的低收入家庭。由于难以获得金融服务，即使是政府也难以根据“ CARES 法案”迅速向有需要的人发放救济金。
一些勇于创新的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些由联邦政府运营数字货币的议案，但这些议案的关注点仅限于“数字美元”，那只不过是一个渠道，以便美国家庭和企业能直接在美联储开设账户罢了。另外在私有领域，为了平复外界多种多样的批评， Facebook 对旗下首个加密货币 Libra 进行了修改，最后它就这么倒退回了常见、没什么特别创新的方案。
这些论述都忽视了技术设计往往会强化当前状况，并加深美国贫富差距的情况。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推进更加公平、更具包容性的国民经济，在数字货币的构建中就需要有意地考虑到他们的设计将如何利用实际创新，以帮助缩小这些差距。
跟银行和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差别不大，金融平台与公众之间也存在社会契约。为反映这一事实，这些数字货币网络应该被视为公共设施。使用数字货币网络的公众应当共享那些网络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对所用的金融网络和平台进行有意义的自我管理，将有助于促进社区与实际的经济增长和幸福感相融合，而不是科技和金融圈里司空见惯的掠夺性融合。
特别地，要让得不到服务的社区发现数字货币的用处，发现数字货币能支持他们亟需的此类服务和产品，数字货币网络首先需要根据这些社区的生活经验来设计，而不是基于那些假设和集合数据来设计。基于社区的所有权能进一步确保这些网络的设计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所有者，他们能为这服务于他们实际经济需求的，富有生产力的经济生态系统打下基本的数字基础。
除了管理之外，基于社区的所有权能使网络的经济收益公平地被所有参与者分享，而不是囤积在那些拥有资本和关系的人手中。也就是说，与 Libra 币这类由 Facebok 以及其他大型科技和金融公司把持的网络不同，我们应当将目光转向由实际用户共有或集体所有的数字货币网络。通过将用户置于所有权结构的顶端，收入和资本都将被部署到最有利于社区利益的地方，而不是投给某个不友好的、往往只是寻租的第三方。
技术进步降低了建立和管理网络的成本，合作型的数字货币也将成为可能，而这又将带来可达性更好、效率更高，能为社区需求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务。速度更慢的纸质支票和单据，以及昂贵的在线汇款也就必然变得无关紧要。人们将会更快、更直接地处理资金，而这也将使他们的资金流实现自动化，节省下许多时间和金钱。
是时候让决策者利用技术为穷人服务，打造一个数字货币系统了。这个系统能做的不只是提高支付效率，还将为经济增长和创新打下坚实的数字基础。
CoinDesk 专栏作者帕特里克·默克（ Patrick Murck ）是分布式结算解决方案开发商 Transparent Systems 的首席法务官，也是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中心（ Berkman Klein Center ）的成员。琳达·杰恩（ Linda Jeng ）是 Transparent Systems 的全球政策主管兼特别顾问，也是乔治敦大学国际经济法律研究所（ Georgetown’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的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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