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教授李国权：新冠疫情后的全球货币体系

　　来源：星空财经

　　作者：李国权 闫黎

　　李国权系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金融科技与区块链教授

　　闫黎系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战略系高级讲师

　　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全球货币的部分储备体系。诸多文献详细记载了全世界美元需求的变化。任何货币的内在价值都取决于供求关系，而这种供求关系又是由国际贸易需求决定的，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很大一部分来自大宗商品交易，特别是国际原油市场。2008年美国的原油日产量是每天五百万桶；到2020年，已经上升到了创记录的每天一千二百万桶。长期以来，石油美元夯实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各国对于美元的需求也一直在不断的增长。

　　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包括著名的欧文·费舍尔 （Irvine Fischer） 在内的许多人都呼吁将银行体系的储备金恢复到100%，将借贷与货币发行职能分离开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还提出了将银行作为一种超国家货币 （Banco） 的构想，通过国际清算联盟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记账单位来跟踪资产和负债的国际流动的。最终各国决定采用以固定价格黄金背书的美元，并以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 system），而并没有采用凯恩斯的超国家货币的思想。所谓“金银天然是货币”，金本位货币的信任基础是基于对黄金价值的信任 （In gold we trust）。黄金虽然是最好避险工具，可惜“货币天然不是金银”，能否确保安全的持有黄金则是另一回事了，历史上在重大危机时期，政府往往会设法禁止或者限制黄金持有和流通，大萧条时期的美国，1940年代的中国，1997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全球金融危机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不再承诺并兑付35美元每盎司的黄金背书，从1973年起，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现行的自由浮动法币汇率系统代替。自由浮动汇率法币的价值则是基于对于政府维持汇率体系稳定能力的信任 （In Government we trust）。2008年后量化宽松政策 （QE） 和风险平价 （Risk Parity） 资产配置策略，又进一步推升了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需求。2020年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在全球爆发后，有学者预计美国会出现了比1930年代大萧条事情更为严峻失业和经济问题，美联储推出无极限量化宽松 （QE Infinity） 政策，意图挽救美国经济，但是这一次各国采购美国财政部国债的热情似乎大不如前。和当年非常相似，我们认为要在未来几年解决失业率高企的问题，仅通过利率调整是很难发挥政策效力的。

　　加密货币的兴起

　　这种情况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在经济萧条或者危机中，对于现行全球货币体系的信任，有没有可能会崩溃呢？虽然各国对全球货币体系彻底丧失信任，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对某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丧失信任就经常在历史上发生。因此，我们认为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在2009年初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推出比特币 （Bitcoin） 网络就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了。

　　比特币被认为是可以对冲这风险的。比特币的价值和对法币系统的信任和稳定运行是负相关的。一旦出现上述信任危机，对于政府的信任就有可能转移到比特币，通过使用比特币作为价值交换的媒介、价值储存的载体和记账单位，其实质是对于社区和密码学 （Cryptography） 的信任。我们注意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深重危机的时刻，例如希腊和委内瑞拉，加密货币 （Cryptocurrency） 的这种对冲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比特币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直接挑战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观念，从而使之成为整个法币系统以外的一个另类替代选项。虽然近年来加密货币发展迅猛、异军突起、备受瞩目，可以说是“快马加鞭未下鞍”，但是加密货币的总量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仅是沧海一粟，目前它们对于当前全球基于法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来说，绝无可能“倒海翻江卷巨澜”，想对全球货币体系造成冲击，几乎可以说是蚍蜉撼树。虽然这不太可能会发生，但是加密货币就像在历史上历次危机中出现过的诸多另类形式的价值流通凭证一样，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存在，有些国家甚至已经宣布加密电子货币是合法支付手段，甚至赋予法币的同等地位。

　　对于基于社区共识和密码学的加密货币，无论其作为支付手段和价值储存的能力是否得到各国政府的认可，无论在个别国家是否具有法币的同等地位，其金融属性已无可回避。传统金融监管机构对于突然兴起加密货币来说，就像“玉皇大帝”遇到了“孙悟空”，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招安”孙悟空的办法不灵，现有货币体系接纳和整合林林总总数以千计的加密货币是绝对没有可能性和可行性的，必须另辟蹊径。加密货币的核心是密码学，2019年10月26日，中国颁布《密码法》来规范密码的应用和管理，将对密码、软件以及相关服务作为潜在的法律实体进行监管。但是世界各国对于这些对象是否可以作为法律实体进行监管，企业又如何来界定密码和密码网络，在国际法层面还有诸多争议和挑战。因此在国际上，如何将密码作为法律实体来监管，目前还没有一致的观点。

　　对于以法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尤其是美元储备体系来说，非法币类型的稳定加密货币 （non-fiat stable coin） 可能会带来更为直接的挑战。当然这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此类稳定币只有在被广泛地接受后，才有可能对全球货币体系产生影响。如果监管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或者科技巨头发行的稳定币或许有可能动摇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一旦某种稳定币获得市场广泛地接受和认可，一个贸易额和资本账户巨大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就有可能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对基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施加压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很有可能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市场对于企业发行的基于法币的稳定币 （fiat-based corporate stable coins） 是具有双重信任基础的，即国家+企业。但是一般企业发行的基于法币的稳定币即便有很大的用户群体，也不太可能给现有货币体系带来太大的威胁，因为这类稳定币往往处于高强度的监管之下。但是，一家有极好商誉和强大金融实力的科技巨头，就有可能轻易将这种双重信任转变成单一的对于企业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背书这种稳定币的就不再是法币的信誉，而是企业的信誉。利用企业本身的社会网络，比如电信网络，线上传播网络、移动网络、房产科技网络、远程会诊网络或者电子商务网络，只要交易额足够大，我们就不难想象，这些企业发行的稳定币就有可能在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就有可能催生一个跨境稳定币，以及与之相关的支付系统。在这里我们要指出，贸易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地指标。在传统货币体系中，贸易账户受到关注，现在的电子账户是可以追溯国际贸易中的资产和负债流转的。但是，国际清算联盟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还不一定能作到非常有效和精准地追溯。通过利用分布式账本和区块链技术，我们就可以高效精准地追溯这个变化。这是加密货币和电子货币的一个显著的优势。

　　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

　　1940年代凯恩斯和舒马赫提出了超国家货币 （Bancor） 的概念，任何货币的内在价值都取决于供求关系，而这种供求关系又是由国际贸易需求决定的。以当前的情况来看，脸书 （facebook） 发行天秤币 （Libra） 和中国的一些实践，都有可能使超国家货币的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一方面，如果天秤币协会取得成功，20多亿全球用户广泛地接受天秤币并使用天秤钱包，天秤币看起来就非常像是以贸易量支撑的超国家货币。另一方面，有巨大的国际贸易额和贸易顺差的支撑，中国看起来是唯一有可能重启超国家货币概念的主权国家。

　　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多次提到凯恩斯的超国家货币概念，他认为凯恩斯的银行业方针是“有远见”，建议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特别提款权 （SDR）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应对2008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都响应了他的观点。从那以后，欧洲中央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在呼吁回归百分百储备银行或主权货币。一方面，要满足储备货币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实现国内货币政策的目标，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中国的数字人民币(7.1042, -0.0235, -0.33%)和电子支付系统 （DCEP） 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让这一趋势初见端倪。数字人民币已经在深圳、苏州、成都和雄安新区等四个城市内测。麦当劳、星巴克和赛百味以及其他16加零售和餐饮企业将参与数字人民币的测试和交易。

　　技术孕育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

　　中国有把这些想法延伸到将大宗交易商品和服务通证化的思路。市场参与者会利用新兴科技，诸如智慧合约和分布式账本技术，来进行衍生品交易，我们注意到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 （ISDA） 为了探索其间可能出现的法律和监管不确定性，已经为智慧合约设立了多项标准。从2019年起，已经出版发行了一系列智慧衍生品合约的法律指导原则和相关文件，从合同模板、抵押品、权益到利率衍生品等等。中国区块链服务网络 （BSN） 向全球发布了中国链 （ChinaChain），该项目部分由Red Date架构，是一个可以互操作的互联网跨链项目，包括了以太坊 （Ethereum）、超级账本 （Hyperledger） 和柚子 （EOS）。该项目或者说中国区块链服务网络将连接128个中国城市和七个国家。

　　英国脱欧，英格兰银行将英镑自由化的目的有两个。首先，英格兰银行将重获监管实权。其次，英镑将重新成为通用货币，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美元霸权。第二个目的对于英国来说尤其重要。各国央行行长也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这两点。去年由于总所周知的原因，伊朗结算机制 （INSTEX） 易货系统遇到了一些困难，因此，欧洲各国就直接向伊朗出口医疗物资，就是为了避免美国和德黑兰的交易。欧盟可以通过伊朗结算机制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出口医疗设备，这个安排也可以进行许多其他交易，所以美国的主导地位也未见得有绝对保障。欧洲也一直乐见世界货币体系的多元化。

　　英格兰银行曾指出分布式账本技术未见得就一定适合央行数字货币 （CBDC）。因为英格兰银行的关注点是交易和监管，他们忽略了区块链的一些技术特点，例如所有权碎片化、数据隐私保护、可编程货币，多方共享，及其运算能力等等。我们认为各国央行不应该忽略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和技术融合，这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众多区块链组成的互联网，辅以其他前沿科技，如外部数据验证的物联网 （IoT） 技术，可能会是央行推动经济转型的终极基础设施。

　　在中国以外，关于可编程货币、智能合约、区块链互联网、技术融合的讨论，始终是羞羞答答，欲言又止。为了防止经济滑坡，近期的经济主要依赖于无极限量化宽松政策下的货币经济，基于区块链的、开放的、综合设计的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在应对货币经济的痛点时，发挥更显著的作用。各国央行只有广开言路，深入讨论超越交易和监管目标的课题，才有可能找到应对货币经济的长期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像淡马锡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开始加入天秤币协会，中国已经开始测试电子人民币，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还可以固步自封，固守既有的系统，“一成不变坚守”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词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