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货币的历史典型地呈现了现代国际货币的完整周期：英镑在十九世纪后三十年扮演着国际货币体系枢纽的角色；它在二十世纪的转折点犹豫彷徨，最终走向衰落，引起了两战之间的国际货币的混乱。英镑所经历的腾飞、霸权、挑战和衰落，美元在一个世界后重蹈覆辙。那美元是否会如英镑一样衰落？美国政府为何会对Libra“争锋相对”？

 

英国的霸权期
 

1914年8月，一个美妙的经济时代画上了句号……一个伦敦人一边在床上喝茶，一边通过电话在在全世界订购各种各样的商品……他掌握着大量的信息，完全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将自己的资产投向全世界，及时做出选择，要么追求高额利润，要么降低资产风险，或者去银行兑换一块金币……他可以自由地出入任何国家，感受不同的气候，无需办理任何手续……最值得一提的是， 他认为世界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是正常的、安全的并将永远持续下去。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1920年
 

英镑在十九世纪成为杰出的国际货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货币；第二，世界大部分的国际金融交易都聚集在伦敦。
 

十七世纪，荷兰依靠所向披靡的海上霸权和对当时最复杂的的金融技术的掌握统领着世界贸易和金融。英国首先效仿荷兰在远洋贸易的基础上进行前工业时代的国际扩张。1651年，英国颁布了《航海条例》，实施绝对强硬的重商主义政策，规定只有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船只可以装运货物。十八世纪末，全球海域的贸易和军事优势都非英国莫属。1790年，英国皇家海军拥有195艘战舰，而当时法国只有81艘，荷兰仅44艘。
 

英国对世界的领导表现在技术、军事、政治、金融等多个领域。它们相互依存，其共同的基础是经济实力：领导世界的先决条件是能在财富、投资、生产力、资本、储蓄和金融等领域独占鳌头。英国领导权的根基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采用新技术，进行农业现代化，引入机械化，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英国起初的生产力水平只是略高于其他欧洲国家，而它在1750年开始腾飞，1830年后达到真正的巅峰。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分量与日俱增，其比重在一个世纪内增至原来的10倍，1760年占全球产值的2%，1830年达到10%，到1860年则增加到20%。在1860-1880年间，英国人口仅占全世界的2%，却生产超过全球50%的煤炭和钢铁，使用全球一半以上的棉花，其商船数量也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伦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要地。一方面是因为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使阿姆斯特丹陷入了孤立；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英法战争时期，伦敦曾经是向英国盟军提供资助和借款的金融网络枢纽。除此之外，英国还是原材料的的主要进口国，各种大宗商品（棉花、小麦，黄金）市场也纷纷进驻伦敦。随同贸易一起发展的还有服务业、货运、商业信贷、海运保险等。
 

但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是永不停歇的革命。金融业在几十年内发展惊人，可是金融冲击却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这不再是竞争性资本主义在工业快速扩张期所必须经历的周期，而是潜伏在过于乐观的预测、过多的贷款供给和投机行为背后的危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市场和国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资本主义初期对国家职能的要求并不高——它只需征收土地、开放市场、尊重市场，这在美国（联邦政府征收土地、最高法院捍卫产权）比在欧洲（还未摆脱旧制度沉重的枷锁）体现得更加充分。
 

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暴力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这样的冲击接连不断！1919年以后，英国不仅面临新兴国家的竞争，还遇到了严重的对外财政问题：偿还美国债务，保证海外持有英镑的稳定。一战期间，英国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贸易地位已被撼动，任何自发的资本流动都无法填补它的对外赤字。在这样的局势下，英国极力想回到在上个世纪维持其霸主地位的机制，首先是恢复英镑的金平价。伦敦方面认为，这是信心回归、资本回流的条件。但是为了消除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需要制定以降低物价和工资为目标的通货紧缩政策；该政策以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命名，引起了针对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第一次大规模争论——见《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金平价在1925年得以恢复，但代价太大！汇率比物价先回到之前的水平，英镑被估价太高；出口、增长和就业（失业率超过10%）都深受其害。尽管英镑的金平价已经恢复，英国却无可救药地走向了衰退。
 

美国霸权期
 

上个世纪是一个鼎盛繁荣的的时代。在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角色逐渐淡化。
 

这为进取心、创新力和侵略性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十九世纪（尤其是后三十年）证明了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被卷入了一往无前的激流，通向更好的条件，赢得更美的生活。
 

——鲁迪格·多恩布什
 

二战后，从1940年代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怀特分别代表英国和美国的财政部启动对话，以确定战后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国际秩序。双方于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达成一致。美国从此毫无争议地登上了全球领导国的位置，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美元至高无上地统治着世界经济，正如一个世纪以前的英镑，美元成为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枢纽，
 

1945年，无论在经济还是金融领域，欧洲和亚洲都是一片废墟。美国没有经过遭受战争的破坏，其工业通过生产和投资大量的武器装备得以发展，迈着巨人的脚步前行，工业产值相比战前翻了一番；美国生产全球三分之二的石油，二分之一的煤炭和电，大量的船舶、飞机、汽车、化工产品等各种各样的工业制品。战后的美国还持有世界大部分的资本，全球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
 

美元的国际价值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已经确定与黄金挂钩：每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经常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制”，即“美元和黄金一样坚挺”，只要黄金的价格真正保持在每盎司35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会一直存在。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制度保证美元和黄金的关系更古不变。
 

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由国内的燃眉之急决定的。我们就很快确认美元和其他货币一样，其价值标准是具有“弹性”的。战后，悲惨的生活条件很快得到了改善，令人担忧的美元短缺也不再是问题，世界贸易飞速发展，以前的强国完成了工业重组，有些甚至已经赢得了大量的对外盈余，美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并用美元支付。从银行经济的角度，这意味着美国财政部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当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储备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如果外国债权人要求用他们持有的美元兑换黄金，那美元还能保持和黄金一样坚挺吗？
 

答案：是不能的。国际经济秩序不会长久的建立在一个简单的信仰之上，在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黄金应该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价值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波动。
 

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弃本金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自有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结束。但对美国来说，这不是世界末日，它走向了新的生涯——“美元太弱？”没事，这有利于出口和就业；“美元太强？”很棒，这证明世界对美国充满信心。
 

美国似乎又回到了美元至高无上的时代，但是欧元和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的出场，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经济和货币的格局。
 

欧元和金砖国家登上历史舞台
 

欧元的诞生显然是二十世纪后二十五年改变世界经济的重大事件之一。法国总统蓬皮社（Pompidou）和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倡导将货币联盟纳入欧洲一体化，他们委托年轻时参加过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卢森堡首相皮埃尔·维尔纳（Pierre Werner）在1970年的海牙峰会上提交了《关于在共同体内分阶段实现货币和经济联盟的报告》。该报告是二十年后欧洲货币联盟的起源，因为它肯定了在欧洲建立共同市场和在各成员国货币之间实现固定汇率的必然联系。
 

1970年代，国际货币秩序再次陷入混乱，欧洲各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不尽人意，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再次回到谈判席上。
 

德法一直以来的矛盾，如果旨在稳定汇率的协议必不可少，它必须要求合作国在两个方面做出坚定的承诺，即政治承诺的公信力和内部经济政策的一致性。
 

1999年1月1日单一货币的启动（1欧元=1.19美元）和2001年1月1日欧元现金投入市场流通。从此欧洲有了自己的货币，世界经济有了两种真正的国际货币（当然它们的历史和潜力是不对等的），国际货币问题以金本位制从未经历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在欧洲一体化大步前进和作为一流经济强国的日本逐渐隐退的同时，另一股力量开始改变世界经济。受上个世纪日本的启发，在1960年代，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亚洲四小龙”崛起，从此，逐渐普及全球的经济逻辑和以前大相径庭。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科学技术、交通运输、信息交流、金融流通都取得了进步，这些条件促进了生产过程的细致分工。芭比娃娃、耐克运动鞋、戴尔电脑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生产过程中，管理、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和市场零散地分布全球。
 

在全球范围，即使历史和政治千差万别，各国都着手进行新的战略部署。中、东、西欧达成联盟，促进欧洲一体化；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也相继登场，当然最精彩也最有影响力的应属中国大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确认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主角。在地球另一端，拉丁美洲也掀起变革，1970年智利颠覆独裁统治，回归民主；巴西虽然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错失了几年的发展机会，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Fernando H.Cardoso）先后当选财长和总统后对巴西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成功实现现代化。
 

直到今天，美国衰退的模式和英国的遭遇还区别很大，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先前的伊拉克战争，后来（2007）年的金融危机可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衰落”还远没有表现为绝对的形式，美国依然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当然，中国发展惊人，前景光明。
 

无论是英国霸权时期还是在美国霸权期，全球经济都在开放经济的原则下运行。在这两个时期，生产、商品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飞速增长带动着全球经济，货币体系成为全球经济的根本。但随之带来的问题也清晰可见：各国从最狭隘的角度追求自身利益（市场份额的争夺、债务的清偿、对大规模失业的抗争），这个总和为零的游戏导致了悲剧性的三十年，在这期间，欧洲和美国及那个世界带入了一片混乱。
 

在经济史上，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是如果不实现全球经济开放，各国的封闭和隔离带来的最好结果是贫穷落后，最坏的结果是对抗冲突；
 

第二个结论是国际经济不能仅靠自我调节的市场支配，它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
 

第三个结论是对外平衡和国内政策的冲突只有在对国际收支盈余和赤字的结构进行分析后才能实现最优的量化。
 

在Facebook发币之前，大多数政府和地区对于数字货币持观望态度，因为大家都觉得“数字货币目前不会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
 

数字货币确实没有到威胁的地步，毕竟整个数字货币行业的总市值才3107.43亿美元，包含2602种虚拟币，418家交易所。只有亚马逊、Apple市值的三分之一，黄金市值的二十六分之一，全球股市市值的二百分之一都不到.......与全球资本市场相比，加密货币还只是沧海一粟，近几年都无法撼动现存的金融体系，各国央行当然可以不痛不痒地讨论监管问题。
 

如今，自带27亿全球用户的Facebook成为撬动传统金融情绪的支点。
 

美国政府为何会对Libra“争锋相对”？
 

当地时间7月15日下午，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召开发布会，就加密货币及Libra进行了直接回应。核心观点如下：
 

1、有关Libra虚拟资产和虚拟货币的监管问题有很多。但我将主要聚焦财政部对洗钱者、恐怖分子金融家和其他恶意行为者滥用虚拟货币的严重担忧。
 

2、鉴于加密货币的国际性质，我们也将竭尽全力确保不仅要在美国境内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
 

3、财政部非常重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角色，我们将将继续努力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
 

在听证会之前，Facebook Libra 项目负责人大卫·马库斯 (David Marcus) 他提前发布了他的听证会证词。核心观点如下：
 

1、 我对 Libra 拥有的潜力感到兴奋，我为 Facebook 在美国发起这一努力感到自豪。我相信，如果美国不在数字货币和支付领域引领创新，其他国家也会。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一种数字货币，由其他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人控制。
 

2、 Libra 汇集了世界上最好的货币的属性：稳定、低通胀、广泛的可用性和互换性。
 

3、 经济赋权是 Facebook 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 Facebook 平台上与客户沟通的 9000 万企业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为数十亿人的自由、无限制的交流民主化做了很多工作。
 

4、 Libra Reserve 将持有一篮子货币的安全资产，如现金银行存款和高流动性的短期政府证券。这些货币将包括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
 

5、 除非在有限的情况下，如防止欺诈或犯罪活动和遵守法律，Calibra 不会与 Facebook 共享客户的帐户信息或财务数据，除非人们同意这种共享。
 

可以看出的是，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Libra执行者，在利益上都是一致的——“美国绝不会放弃在数字货币和全球支付业务领域所处的引领创新的地位”。
 

和英国的霸权时期不同的是，美元即使在相对地“衰落”以后，还是在积极寻求其“保持霸权地位”的办法，Libra的出现，不是在挑战美元霸权，相反，它是在辅助和支持美元的霸权地位。
 

关于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的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西方世界经历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无疑加速了重心的转移。中国的发展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速度更快，势头更强，其经济增长率在2010年和2011年重新恢复到两位数。很多人担心中国的活力产生压路机效应，引起西方不可逆转的衰退。从Libra一窥全豹：Libra Reserve 持有的一篮子货币（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将人民币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和Libra合作的三十多家机构里，没有一家中国企业。90%以上是美国公司，其他是一些英国、加拿大、法国、瑞典和荷兰等国的企业。
 

既然Libra和美国政府的利益一致，美国政府为何还会对Libra“争锋相对”？
 

“火药十足”的听证会，都只是增加了Libra的曝光度，降低了libra的推广成本，大量的输出了libra的理念和所要达到的“崇高”理想，这无形当中刺激了用户对libra的渴望。
 

借用某财经作家的话来说，“美国所谓的监管压力，可能不仅不会让libra流产，更大的可能是让libra具有了持续传递Libra功能细节，以及塑造品牌优势的能力。同时达到了饥渴营销的目的，用各种方式延迟libra的发布反而可能是一种策略。”
 

马库斯就是将Libra设计成一种可以在全球通用的数字货币。美国政府搭台，Libra演戏，弥补美元霸权的“衰落困境”。
 

纵观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流动性问题可谓是才出狼窝又如虎穴。基于出现的以上问题，我们应该去思考，什么样的货币具备国际货币的属性？现在的经济需要什么样的国际货币？我们是否应该认真的从技术和政治层面评估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行性？
 

注：特别提款权，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最早发行于1969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其价值目前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组成的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
 

当今的现实情况是主权国家表示已经意识到狭隘追求国家内部目标的风险，更倾向于从合作战略中寻求利益。
 

“国家利益”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概念，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可以狭隘也可以开放，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时代或已在眼前，不仅要与现下的国际经济接轨，在国家层面，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主权国家的利益，抓住机会，确立“重建”的计划。